但董仲舒性情论的复杂性远非一句性善情恶可以概述。
元代统治者甚至试图根据书院的级别而将山长名称改相应为教授、学录、学正等，以绝对控制山长的选聘工作。[[15]] 正是通过不懈的努力，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出现了诸多自治城市，这些城市有自己的法律、法庭和一定的行政自治权，以及表明自治地位的徽章。
这种权力有利于大学在经济上独立，为学术自由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由于社团属于中世纪欧洲的一种法人，其享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这意味着大学这种社团可以和其他社团一样享有自治权。清人黄以周云：沿及南宋，讲学之风丰盛，奉一人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殁，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习闻白鹿、石鼓诸名，遂遵其学馆为书院。这种方式在明清时期得到延续，诸多书院都得到了朝廷的赐书、赐额。作为宋代以来公认的学术研究与传播的重要机构，书院学术创新机制是否完全与自治权没有关系呢？换言之，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书院确实没有自治权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书院的自治权与西方近代大学的自治权的异同何在？这是我们探讨中国古代书院办学性质时必须作出有效解释的问题。
君臣虽亦是天理，然上义合。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朝廷赐书给白鹿洞书院，开朝廷赐书之先河。进入专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佛学 佛教 。
二则是多批评的是原始佛教之小乘空灭之论，如王阳明言，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而东土的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文明亦欣喜地发现了另一种与己类似又表述各异的思想体系。（一）止妄 社会之纷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从根源来看，在于现代人的妄想欲望太多，自西方工业资本主义起，在实现了对人类物质的极大满足后，亦更进一步挑起了人类本身的物质欲望。如天台智顗大师认为佛陀一生说法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盘时。
正因为此，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就开始控制寺庙，削减僧侣。但与此同时，唐代亦是佛教兴盛的另一时期。
小乘的缘起用以解释人生之苦从何来，就是十二因缘，而大乘的缘起论则进一步发展用以解释世界是如何而来的。其中八种心法和五十一种心所有法归纳的是人的主观世界，而色法和不相应行法则归纳的是客观世界。这在大乘的《楞严经》《圆觉经》中皆有体现：原本世界是飘渺模糊，如中国道家讲的太虚、混沌，忽而无明起（这里的无明既是众生的无明也是世界的无明，既是唯心的也是唯物的，也就是大乘佛法的中观、心物一元），就形成了山河大地，继而形成有情无情、芸芸众生。所以，道家在佛法东传以前，并非教派。
同时，大乘佛教在译经的过程中，也大量借鉴了中华已有的文化概念，如道家的道，儒家的性等，从而更便于理解和传播。[30] 何孝荣：《试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如二程认为释氏之学,亦极尽乎高深，朱熹讲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实际上是用理替换了禅宗的心。到底空性是如何生成世界的？世间万物与空性的关系是如何？万物之间的区别又是如何形成的？唯识论认为仅仅从缘起性空的角度还远远不够。
因此，对于普通人而言，无我意味着友爱与仁善。小乘佛教则不涉及世间本体的探寻，一心只求破解苦道。
因此，其亦一直广泛吸收各家所长不断演化。而无我不仅对于普通人有所启示，对于政府和各级官员而言，无我意味着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应该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而不是从官员个体的私利出发，渡人就是渡己，成就大我就是成就小我。
而这个识在宇宙万物，则形成了客观世界。因此，唯识论所言的万法唯心造、唯识变，是涵盖了主观与客观的共理。中华原生的本土哲学体系显然是道家体系，所谓道术为天下裂，在道家的基础上，分裂出了诸子百家。大乘佛法承认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一切法皆为佛法，只是因缘不同表现不同。理解了唯识，自然也就理解了空性，理解了缘起性空。可以说，中华大乘佛家思想已经与印度原生佛教具有相当大的不同，其深深打下了中华本土的烙印和实现了与原生文化的和谐并融，成为一种中华文明重要的文化基因。
万事万物在缘起的背后，究其本质，佛法认为是空的，这就是通常认为的性空论。在大众部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后世的大乘佛教体系。
2.性空 性这个概念，在儒家[7]和佛家[8]中皆用，指的是事物的本质。佛教在形而上与道家同，而在世俗的教化世人行善助人，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亦通，但佛教又赋予了儒家和道家更为神圣的信仰光环。
这既包括少数西方政治家的心不安定，亦包括世界人民的心不安定。因此，中华大乘佛教思想长期以来不仅是个人修身之法，更是治理之道。
[24] 董秀敏：《试论唐初的中央僧官——十大德》，《中国佛学》2012年第2期。因此，这一派将自己的思想称之为大乘，而将原先坚持原始佛法的信徒称之为小乘。上古儒道同源，用班固的话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汉书·艺文志》）。在我的支配下，人就不断的向外界索取，占有，满足于我的身心欲望，也就形成了集，从而形成了苦。
4.唯识 唯识论在佛法中被认为是公元4-5世纪时由无著、世亲大士在禅定中从弥勒菩萨那里得来的，其后于唐代由玄奘法师西行取经翻译而来，一传入中土，即被广泛流传，唯识论被认为是彻底的大乘本体论思想。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文化交融演化后，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儒释道为核心主体的思想文化体系，佛家思想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二是化外边疆，在清代，其彻底收复了藏蒙地区，而这些区域主要信奉佛教，因此，通过佛教信仰将中原与边疆区域牢固的联系在了一起，例如乾隆曾言，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 ，其深知安定边疆不止用兵，而是要民心向服。[3] 王恩洋：《上座部和大众部佛教思想的分化》，《佛学研究》1996年。
[10] 王博：《论仁内义外》，《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2期。二是众生在因果驱动下，轮转不息，因此实际上高低贵贱、不同物种间也无差别，只是因缘驱动表现有所不同。
因此，公元以后的佛教在印度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式微，乃至于禅宗初祖达摩要东渡中土来弘扬大乘，称赞东土好一派大乘气象，其核心正在于在当时已经历经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为大乘佛教的生根发芽准备好了社会文化的沃土。唐代国教为道教，因为唐李氏家族奉老子李耳为宗，太祖、太宗亦广兴无为之政，国家得到了很大的恢复。而在中土文化中，由于道生万法，天地自然人皆是道的产物，因此，本源相同、生生相息，自然就形成了天地万物统一的观念。由于万事万物都来自于空性，空性生成万物却不拘泥于万物，空性也同时存在于对立统一之中。
在这种规律支配下，也就形成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世间善恶观，从而指导着人生的行为。清代对佛法的重视，根源有三，一是教化民众，使得其政权披上一层信仰的光环，形成半教半俗的严密体制。
因此，在无我的基础上，方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一切地竞争，甚至很多人不惜坑蒙拐骗、违纪违法的手段，实际上并无价值。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佛法的尊崇亦达到了一个高峰，清代治国，整体上是儒道释三家并重，经济和社会方面，讲究清静无为，永不加赋，文化方面为了笼络汉地士大夫阶层，则推崇儒家，延续了八股取士的传统，但在满蒙藏上层以及普通老百姓中，则推崇佛教。
道家多用以规劝君王不要妄为与民休息，儒家上用以约束君王要仁政爱民，下则约束士大夫尊君为国，保持社会纲常，而佛家则用以安定人心以促其善行。更重要的是，唯识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界限，构建了主观与客观的共和相，也就是道家所言的天人合一的本质。
